饭碗与腰包
在农村呆过的，当过农民的都知道：“稻粒子、麦粒子，种田人的命根子”。如果碰到年景不好，欠收了，庄稼汉就要饿肚子。老农民的职业就是年复一年地翻泥巴，双手就是播、栽、管、割、收、藏，年年轮回，乐（苦）此不疲。播下希望和梦想，收获丰收和欢笑。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社会铿锵有力地、大张旗鼓地“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农村里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粮为纲”。这不，为了多打粮，“单季稻”改种“双季稻”。“改种词”是：“一个长子没有两个矮子高”“双季稻是幸福稻，饭碗有米吃得饱”。这里且不评论实践结果，只讲实践过程。
种“双季稻”，顾名思议，一年要种三茬庄稼：“一麦两稻”。农时更紧张，双手更劳碌，肚子更易饿。单季稻谷出米率约在75%至80%左右，米质好，耐饥饿。双季稻谷生长期太短，出米率一般在60%至65%左右，米质较疏松，米白头颇多，口感差，不顶饿。屈指算来，一年有“三忙”：“芒种”时节收麦种稻，“立秋”前后收稻种稻，“霜降”辰光收稻种麦。最紧张最繁忙季节，举全生产队社员之力，真有点“鸡叫做到鬼叫”。人人都恨不得生成“三只手”，快手不如帮手，帮衬帮衬，舒缓口气也好啊！哪来“三只手”？最没办法的办法有两招：一是“人海战”。凡是吃队里集体统分粮的亦工亦农、合同工、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五匠”（木匠、泥瓦匠、漆匠、剃头匠、补鞋匠）都要无条件地按时归队，赤脚下田。连放农忙假的中小学生和老人家都要看晒场，烧茶水，捡麦（稻）穗，带小孩煮饭菜。人人齐出动，个个流大汗。二是“疲劳战”。早上四点到七点开早工，上午八点干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做到六点，晚上黄昏磨到半夜，甚至有部分人轮流干通宵。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强壮男女劳力沾床休息的时间很少很少。一身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又酸咸又霉臭。
我是当队长的，在那要命的节骨眼时间段里，根本没有上床睡觉的奢望。门厅里摆放一张竹躺椅，就是我的床。脖子上挂一只哨子，身上套件破棉背心，腿上穿条旧粗布长裤子，脸上盖顶圆草帽，争分夺秒眯个盹，接接力。生产队里用公款给我配了一只双铃马蹄闹钟，放在脑袋边上。时间一到，铃声骤响，再美的梦也不敢做了，瞌睡虫也跑得无影无踪。屁股底下像被按了弹簧一样，“刷”地一下蹦起来。手拿哨子，从村东头吹到村西头，鼓腮憋气，“㘗、㘗、㘗”……每隔五分钟吹上一遍。连吹三遍，过时不候，马上集队点名出发。一天要吹上四五回合。每一遍都仿佛是“催命哨”。特别在傍晚开夜工时和凌晨开早工时，十分劳累困乏的人们都是那么倦怠混沌，嗜歇嗜睡。那清脆、响亮的哨声近乎凄厉无情的尖叫呵喝声音，死命地钻入耳朵，令人神劲过敏，头皮发炸。我是多么想让大伙儿多休息一会儿啊！哪怕五分钟、十分钟也好。一个体力再好的庄稼汉，天天开早工开夜工连轴转，又没有充裕可口的食物和丰富营养的补充，总有吃不消的一天。社员们使用原始的工具，食用粗糙的食物，在最紧张的时刻，干最繁重的农活。就是一头牛，也要累趴下的。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一群男男女女、胖瘦强弱的芸芸众生呢？侧隐同情之心可有，但哨子声不可不吹。“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茬”。干农活在关键时刻，是与农历节气掰手腕。输赢就在时间上。请诸位父老乡亲理解和支持我吧！我也是被节气、被饭碗、被责任，无情地捆绑在“粮食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战车上的。我责无旁贷，必须身先垂范，挺直腰背，咬咬牙关，硬硬心肠，带领大家只许向前，不可退缩！
秋后，是充满希骥、享受丰硕成果的美好时光。庄稼人都盼望家里的米囤满些再满些。辛劳一年，大大小小都能多吃上几碗白花花的大米饭。每家每户每天详细地“多吃少吃”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权力去挨家挨户揭开锅盖看看。年终“分红”了，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多分少分、甚至没分倒扣的、会计年终分配明细表上一清二楚，我心里也是十分知晓。整个生产队年终总兑现现金一万五千多元就够了。每工工值七角六分，强劳力进账两三百元，弱劳力入囊仅有几十元。扣除平时队里预支的稻麦、柴草、菜油、鱼肉、蔬菜、地瓜、南瓜等主副生活食品，有几家亦工亦农“半家户”的，因病因残无劳力的，家里妇孺孤寡力不从心的都分文未进，反倒要倒扣掏钱买口粮。当然，确有实情的困难农家，各级还是按有关政策给予减免或救助，毕竟“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你说，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民兄弟有几个人腰包会鼓呢？即使有个别的腰包会有些许“鼓胀感”，那么请问，他（她）的“生财之道”的奥秘又在何处呢？是哪尊“财神菩萨”在显灵庇佑呢？
那个年代，农村的集体经济分配政策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如果说公社是棵常青藤、常粗藤的话，那么广大社员同志就是一只只蒂结在生产队这棵“基础型”的支藤细藤上的瓜瓜儿。支藤肥大则瓜儿香甜。反之，支藤瘦小则瓜儿苦涩。生产队好比一口大锅，揭开“大锅饭”锅盖瞧一瞧，煮什么？社员们根本没有权利“挑三拣四”，碗里就盛什么，吃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产队与社员们就是休戚相关、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住房毗邻，劳作比肩，评分互动，分配共享。苏南农村：平原地区，河港交错，种麦种稻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许许多多的生产队都是四平八稳的“纯农队”。一双双粗黑的大手整天握着锄把镰刀，一年四季默默地捣鼓着种麦收稻。有些队里继承副业老传统，养养蚕桑，喂喂猪羊，略增收益。一眼望去“张三队、李四队、王二麻子队”，大多规规矩矩地一门心思、无怨无悔地土里刨食，结果是年终“分红”工值往往只有“三四毛”、“五六毛”。老农民一年的辛苦换来基本温饱，腰包仍然瘪塌羞涩。由于手头拮据，扯块布料买斤肉的冲动也要反复盘算，仔细掂量。
有的生产队则不同，“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悄悄地、暗暗地千方百计搞七种八养。主业啃牢，副业不少。美其名曰“以副补农”。自己弄花头，赚钞票。俨然扮演补充集体经济的“财神菩萨”。它就像一个护犊子的老长辈，有招术有能耐，在年终时给一大家子儿孙们“发红包”。这种生产队，真有“三只手”。请别误会，社会上的小毛贼叫“三只手”，专门盯住别人腰包“扒分”。伤天害地，损人利己。高明的生产队两只手坚定不移“以粮为纲”，还生出一只无形的手想方设法“多种经营”，助人救己，广辟财源，拼命“扒分”，时不时地往集体经济“大锅”里多多扔进真金白银。那只手越粗越长越滋润，社员到手的“大团结”、“黄鱼头”就越厚实越爽乐。在此，特别提及一声，当时干这等擅自创收之事，肯定“见不得光”。只能“你不知我知，上不知下知”。一旦“东窗事发”，就要被人牢牢踩住“资本主义尾巴”。不管你粗细长短，都要“狠狠捻上一脚，甚至坚决砍掉不留情”。所以说，干这种为集体“扒分”的事，也不可大张旗鼓，必须“鬼子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最担责、最吃紧的是生产队长，看你有没有“拼死吃河豚”的胆量和谋略。
不瞒你说，我年纪虽轻，倒真是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冲动和胆气。
我的生产队跟大多数的一样，“两只手”死种田，种稻麦，养母猪，越种越死，越养越苦。米饭面条，勉强糊口。那时，队里已经有点传统副业生产，扒不到几个分。主要是养蚕、养母猪。比较“名正言顺”，实属大路货，小儿科。养蚕，春秋两季，赚上个两三千元。养鱼，仅供社员农忙时分几条打打牙祭。养鸡，一场鸡瘟，血本无归。养母猪，“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它主要是“造粪机器”。后来，我们生产队不一样的是“死田活种、两手不空；开点小差、与众不同”。哪里与众不同呢？主要有这样几条——
劳务工，算一条。出个人，出双手，汇钱到队，缴钱记工。公社开新河，设法多去几个河工。县里修新公路，托门子找关系，多塞几个筑路民工。大队五金厂、併线厂、併铁厂，摇船跑运输，主动拉关系，献殷勤，千方百计多揽活计。市建筑三营（原三公司）板车工、土方工、扎钢筋工、工地食堂帮工，多一个好一个。个人有活干，队里有进账。
桑田、荒地种蔬菜，算一条。在农村生产队当过队长、会计的，好些人心里都有一本田地“暗帐”。每个生产队统计上报的田亩数字与队里实际耕种的数字一般都是大相径庭。多多少少都有“油水田”。多则十三五亩，少则三五亩。所产粮食由队里支配。旱地桑田也一样有数字“虚头”。旱地、桑田、荒坡都是“生财之地”，多多益善。种上红、白萝卜、“雪里红”、“上海青”、山芋、南瓜、玉米等，可分配可买卖，皆大欢喜。肚子饱一点，票子赚一点，众人共享收获的甜蜜。冬季农闲，每家按人头、劳力分配到的萝卜、青菜吃不完，上城卖。队里提供水泥船负责运到城里惠农桥。白萝卜分给社员的价格是一分半，“青大头”菜分给社员是二分半。“冬菜胜夏肉”到城里穿街走巷一通叫卖，至少赚一倍。本事大的赚两三倍。个别头脑“灵光活络”的，把黄泥巴搓挤成条状，紧紧地系扎在一大捆青菜中间，不显山不露水，挣点“泥巴钱”。当时，队里都吃“大锅饭”，平时集体实物分配都是赊账的，年终“分红”时结账扣除。社员们并不关心“秋后算账”，最乐意的是当时小买卖做得开心，腰包里有现金，杠杠的，挣得实在痛快，花得喜气洋洋。
栽种中药材，算一条。上述两条“扒分”举措，是“传统型”的改良升级版，保险系度大一些。即使被“逮住”，也仅不过是条掀不起风浪的可以忽略不计算的“资本主义小尾巴”。这一条“扒分”新路注定崎岖坎坷，弄不好“半路夭折”。扯头人运气不佳一旦“尘埃落定”，吃不了兜着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尘封岁月深处的记痕仍是那么深刻清晰，宛如昨天发生的故事。
记得那是农历秋分时节，双季稻的后季稻开始拔节抽穗扬花，距离霜降收割还有个把月时间。白露节气过后，气候已渐入“白露身不露”。白天热烘烘，夜晚凉嗖嗖。一天清晨，田野里一片水雾濛濛，一切还在酣睡之中，那么平静，那么憧憬。在朦胧恍惚的雾气弥漫中，有一个矮小的身影在移动，由西向东。右一眼看看茫茫无边的大荡河，左一眼看看大田埂内的百倾良田。慢慢踱步，悠悠探目。当他走到大荡河往北延伸的一条支浜、跨过独木桥的时候，猛然间两眼被一大片黄花花的植物所吸引。走近定睛一瞧，喔呦喂，原来是朵朵盛开的黄菊花。花朵上、叶片上沾满了细细密密的水珠子，润湿着一朵又一朵、一畦接一畦的黄菊花。黄菊花还紧偎着两个好邻居。它们不是青菜萝卜，都是草本植物。来者也不识货，脑子里顿生疑虑，沉思良久。何许人也，北河公社“郑一把”。
大清老早，“郑一把”一没汽车，二无自行车，凭靠自备“11路”人力车，不扰民不动众，一个人兴致盎然地转悠“田横头”，转到我队里地面上终于被他“轧出了苗头”。“郑一把”看到的有黄菊花，还有颠茄，一见喜，看来似有“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要坚决割除。“郑一把”的思想认识高深远。普通社员认为不偷不抢，是生财之道。老农民除了种粮吃饭，还要给孩子交学杂费、给老人看病吃药，给儿女买条被子、做件新衣，给厨房打点酱醋，给自己买包烟抽……哪样都需要钞票。这下可好，眼瞅着药草将要收获变钱，却面临惨遭厄运——连根铲掉！公社“郑一把”早已来了，大队支书也闻讯迅速赶到了现场，我这个“后脑勺出反骨”的小队长被立即责令到地头。证据确凿，岂容狡辩。“郑一把”人小嗓门高，伶牙利齿，干脆利落明确三点：一点，大队立即派工作组（下放干部为主）进驻生产队调查，如实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二点，全大队举一反三，逐队排查，看看究竟有多少条“尾巴”。三点，药草马上铲除，恢复植桑养蚕。乖乖，幸好那年代没有同步录音，没有手机视频。如果发到网络上，我和我的生产队恐怕真正要“臭名远扬、家喻户晓”了。
“郑一把”走了，大队工作组派来了。两个下放干部加上大队治保主任。阿弥陀佛，组长是分工蹲点我们队里的奎叔。自家人，手臂弯弯总朝里。这种事有什么好调查的，“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又不是哪里烧大火，哪里塌房子，需要捋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虽然是熟人，但是“光棍好做，过门难逃”。我还是召集队委一班人，一本正经地“坦白”真相。
我在中学读书时，担任了三年班长，在同学中间颇有威信和人缘。下乡插队，天南地北，实难谋面。过年返城，相邀一聚，正好在一好友叔叔家欢叙。他叔叔在市医药公司负责业务。七拉八扯，他很感兴趣帮助我队里种植药草。一来，解除了他们公司缺乏部分生产基地的困扰；二来，扶持农民兄弟增加些收入。他叔叔带人来队里实地考察。土质要疏松肥沃，排水要方便畅通，阳光要充足。正好我队大荡河田埂内有三五亩旱地匹配合格。第一年试作，先来点中药材里的“大路货”草本作物：菊花、颠茄、一见喜（又名：“穿心莲”），都是什么散风清热、解痉镇痛、平肝明目、杀菌消毒之类的常用草药。他叔允诺，倘若种得好，明年再扩大，再增项。啊哟哟，好事送上门，社员心欢喜。干这等活儿，老弱病残孕和抱小孩儿的都能对付。只要手脚勤快，拔草、松土、浇水、整枝，整天“粘”在地里摸索摸索，准能为集体经济摸索出“黄鱼头”，“大团结”来咧！
除了“原汁原味”地老实交代之外，我还吩咐贫农代表买烟打酒，上鸡蛋炒韭菜，猪肠炒大蒜，红烧块肉，鲫鱼串汤，好酒好饭伺候，热情招待。千方百计恳求三位大人动动侧隐之心，万万不能把真刀砍下去。真要砍下去，把老农民的腰包“砍”没了，小小又小小的发财梦破灭了，一颗颗老实善良的心儿都真要被砍碎了！这样的用大伙儿心血汗水浇灌培育的中药材刚呱呱坠地，鲜嫩着哩，千万千万不可遭此大劫！十万万分感谢奎叔。他私下里给我“锦囊妙计”，一个字“拖”。药草已成熟，快收快晒快卖掉！他仨人的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慢查慢写慢报告，闷着捂着，让上面催上个三五遍再作计较。我们“地下合作”一把，来它个“以快制慢”！
哇哈！天无绝人之路，情势逆转。我和社员们一颗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又平平稳稳地放回心房啰！奎叔告诉我，“郑一把”马上调任县农业局长，公社新来的“倪一把”原籍是我们大队北边村上人士。老人走，新人来。上任伊始，即使知道“尾巴”事，难不成恶狠狠地把我这个根正苗红、公社知青组长、小年轻队长砍个“血肉模糊”？本是邻村人，相砍何太急？我和众乡亲太多虑了。结果嘛，冰消雪融，不了了之。
当年，队里年终“分红”，从上年工值七角六分跃升到一元零八分。不但队里工值高了，而且个人工分也增了。饭碗渐满，腰包渐鼓，明年会更好！社员们昔日的锁眉舒展了。往日的沉重和压抑换成了今朝的轻松和喜悦。你听，一串串笑声朗朗的，一阵阵歌声亮亮的。你看，小毛丫头上小后生家攀亲的身影频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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